古像赞二百零五首 其二十七 召公

　　北人生而不识菱者，仕于南方，席上啖菱，并壳入口。或曰：“食菱须去壳。”其人自护所短，曰：“我非不知，并壳者，欲以去热也。”问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后山，何地不有？”

　　夫菱生于水而非土产，此坐强不知以为知也。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就会闹出笑话，被人耻笑。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而每个人的学识能力是有限的，只有虚心潜学，才能得到真知。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这则小故事不仅在情节构思上遵循了生活的真实，更在于北人强不知以为知的做法与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极具普遍性与代表性。

　　这首《金明池·咏寒柳》是柳如是的长调代表作，词中化用古人词意错综用典，足见其学问博洽。所谓的咏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抒发柳如是自己的身世之感，这寒柳飞絮似乎就是词人的化身。

　　上阕明写柳而暗写人生的遭际。

　　“有恨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开篇两句便让人感觉到阴冷萧条的气息， “有怅”、 “无情”用在了“寒潮”、 “残照”上，实则是为这南浦的“寒柳”渲染处境，感慨自己的满怀凄凉。此词开头便把地点定在这样一个令人的情绪易较为之伤感的环境中，在这样一个送别的地点，又是一个这样的秋日的黄昏，残阳西挂，满目凄凉，伴随着泠泠的寒风。

　　“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一个“孤”字，更为这凄凉的环境平添一丝的无助、孤独——在这寒潮、残照中，秋风乍起，那本已萧条冷落的柳树枝条摇曳，在这摇曳中似乎还能看到当年柳絮纷飞、在春光中舞蹈的样子。词人的这一手法连悲秋带伤春一股脑儿地全写了出来，刻画了一个凄凉暗淡之境，写尽了柳如是人生的孤独、无奈的心境。词人用了“柳絮”这一意象，“柳絮”无根无蒂任风吹落，随意飘荡，多令人产生怜悯之情，因咏《燕台诗》而痴恋其人。此处的用典，言约而意丰，它既暗含了词人与陈子龙通过诗词唱和结为知音，又同松江名士诗酒集会度过了人生的一段美好的时光，是其不幸人生的一点亮色。

　　“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诗人笔锋一转，借柳自嘲，感慨流年，其心中自有百无聊赖，欲诉未诉。因为这段生活曾给她人生不少的慰藉，致使她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生活，仍不禁泪流涔涔。

　　“春日酿成秋日雨。”一句，既承接了上阕的结句，又为下面的忆旧展开了铺垫。与陈子龙的短暂的相识、相恋给诗人暗淡的生活带来些许的慰藉，是其不幸人生的一点亮色，但这短暂的欢娱却为以后埋下了如此的苦楚。一句“秋日雨”写尽了人生的变故。

　　下阕主要是借回忆过去来写对爱情的固贞执守。

　　“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词人想过去，痛惜今日，写尽相思之苦，画舸本是欢情之物，但即使拥有了它，自己依旧是先前的那个自己，或许更多了一点孤独、寂寞，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了情人的陪伴。此处词人化用汤显祖《紫钗记·折柳》中的唱词，表明了词人虽然身处烟花之地，却志向高洁，不愿折腰的心气。

　　“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这里的“东风”二字暗指昔目的恋人陈子龙，而“眉儿愁苦”则表现了词人怀念恋人，柔肠寸断的心绪，“虽知己而必别”，互为知己的爱人却注定无法终生厮守在一起，这又是何等的令人怅惘之事。

　　“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诗人借用了汤显祖的《紫钗记》的故事来向情人表明自己的心迹，心中的无尽烦闷该如何得解，恐怕还要向知心人诉说个明白。柳如是引用“梅魂”分别是把自己和情人设想为剧中人，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够团圆，到那时“与伊深怜低语”。

　　柳如是的词“浓纤婉丽，极哀艳之情”，以柳自喻，故而真切感人，凄楚动人。她以一个女子的细腻的感触来写自己的情感经历，表达对离人的思念与无法与爱人厮守的怅惘。她让人洞察了她的不幸的人生遭际，以及在困境中她对爱情的固贞、执守和对命运的不屈从。

参考资料：

　　上片在写法上很有层次，有远有近，有高有低，有动有静，有音响有色彩，可谓错落有致，疏密相间，虽全是对秋景的描画，但又句句抒情，情景交融，从而由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形象渲染了思妇的满怀愁绪，突出其盼望远游人归来的急切心情。“萋萋芳草小楼西，云压雁声低。”闺妇伫身楼头，望及的是楼西的芳草萋萋，仰看则见空中有低压的云层。前句表面在写草，实则写人，交代闺思地点是小楼西的同时也指明闺妇不是一般的农妇，而是住在小楼上有身份人家的妇人，还以萋萋芳草形容思妇对远游人情思绵绵之况；后句则以幽咽悲切的征雁鸣叫声不时地传入闺妇耳中来增强了秋日画面的悲凉程度，渲染了思妇感伤的情怀。北雁南飞，使人想到一年一度秋风劲，雁去有时，人儿远去却无归期，思妇的伤悼之情自在不言之中。“两行疏柳，一丝残照，万点鸦栖”三句写衰柳依稀，一抹斜阳，万点昏鸦正飞向自己的栖息之处，一片萧瑟凄凉的景象。乌鸦倦飞后尚知归巢而人远游却不知归的鲜明对比使得让闺妇的愁肠百结而黯然销魂的怀念之情和孤独之感跃然纸上。

　　下片直接刻画闺妇由盼到怨的心理活动。“春山碧树秋重绿，人在武陵溪。”思妇目睹萧瑟的秋景已令人悲生，况树又重绿，人仍不归，那绵绵情怀无法可已。接着的“无情明月，有情归梦，同到幽闺”三句是思妇想象之词，虚写之笔，让读者能轻易地想见一位翘首以待的思妇空伫楼头埋怨圆月的情景：虽然天边残照已消失，凉风袭人，但她空伫楼头仍不肯归，仰望明月，思绪飞越干山万水。对圆月，她发出了埋怨，说圆月无情地照耀着她和游人，却只顾自己团圆而不顾人的团圆。

　　全词衬景如画，笔触精细，描摹生动，不写一些表面的情和景，而是着力地去写人物内心的动向，使得情感抒发委婉含蓄，温情脉脉，哀婉动人，闺妇的形象呼之欲出。

参考资料：

　　诗的开头描写所看到的景色：长江从万山丛中呼啸东下，锺山似蟠龙乘风西上。江山形胜，使诗人想起当初秦始皇曾在此地埋下金玉杂宝，以镇压金陵的“天子之气”，但徒劳无功，金陵依然“王气”旺盛，此时又成了新建立的朱明王朝的京城。 接着笔头一转，写诗人自己的心绪和感慨。诗人说自己本是为了排遣胸中的“郁塞”而在酒后登台眺江的。建国之初，气象更新，何来愁思？读完全诗，便不难明白，他是从历史的教训而生忧患。“荒烟落日”的远景使他引发“苍茫万古意”，石头城下的涛声使他想起了三国、六朝的旧事。当年南朝陈后主君臣曾以为“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 后来却成为北军的阶下囚。三国吴主孙皓迷信“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的谣传，带了王室及后宫数千人要去洛阳称帝，结果途遇大雪，士卒怨怒，只好返回。过了九年，晋军伐吴，吴在长江险要之处设置铁链，横锁江面，可是依旧挡不住进攻，孙皓只好出城投降。此时自三国东吴建都以来的六朝宫殿，都已杂草丛生，残败破落，那些妄想凭藉长江天险割据一方的“英雄”，只能让血流如潮，给百姓带来灾难，而一无所得。

　　最后四句又回到现实，诗人庆幸躬逢盛世，歌颂“圣人”朱元璋平定天下，与民休息，从此可以四海一家，不再因长江分割南北而起干戈。联系全诗主旨，这与其说是诗人对现实的歌颂，毋宁说是诗人对国家的期望。居安思危，新建起来的明朝会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呢？所以这四句声调是欢快的，但欢快中带有一丝沉郁的感情；心境是爽朗的，但爽朗中蒙上了一层历史的阴影。既豪放伟岸，又沉郁顿挫。

　　全诗气势豪放，音韵铿锵，舒卷自如，纵横随意。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